讨论阎连科的意义是个复杂的且有难度的问题。

首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和庞大的阎连科的文学世界。在小说部分，《年月日》、《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四书》、《炸裂志》和《日熄》等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作品；在散文部分，《我与父辈》一本书足以表明阎连科是一个重要的散文家；阎连科同时还是一个有鲜明理论意识的小说家，他的《发现小说》和一系列谈话、演讲录等，以“神实主义”为核心，形成了他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独特理解，而且又将自己的理论落实在创作中。阎连科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用习惯的话说，他曾经是“体制内”的作家。但《夏日落》之后，在完成《日光流年》期间，他经历了他说的“心灵之死”，此后，他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与国内的主要奖项再也无缘。阎连科又在大学做教授，也可视为“体制内”的作家或学者。因而阎连科与“体制”的关系，不是讨论阎连科的主要视角。

我们当然需要把阎连科置于若干关系中加以讨论。

尽管阎连科在1979年就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但1980年代不是阎连科的时代，他的重要作品几乎都写于1990年代以后。在这样一个脉络中，一方面，以1980年代的文学和文学家们常常会遮蔽1990年代以后的阎连科，而批评界也习惯于以1980年代文学为参照系确定文本的意义和作家的地位；另一方面，阎连科又是在思想、在艺术创新的精神上延续了1980年代的“文学传统”。其实，在1980年代产生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几乎都是阎连科所说的“写作的叛徒”，只是后来很多人失去了这样的身份。

阎连科和现实的关系，应当是我们解读阎连科的重点之一。他的被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其实不是对抗，是一个作家试图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现实世界和建构文学世界的一种努力。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解释这种“紧张”，不仅局限了阎连科的意义，也局限了这个时代的意义。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阎连科内心的焦虑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回避创作中的问题）；阎连科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和形塑，有没有提供另一个文学的参照系；阎连科是因为这种紧张而重要，还是在紧张中产生的文本本身重要；阎连科的创作和传播，是否反映了当下文学制度的复杂性；等等。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如果我们把阎连科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也视为一种现象，那么20多种语言、70多部外文版作品，也是我们研究阎连科时不能或缺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参照系。除了译介以外，海外学者关于阎连科的研究成果也是我们讨论阎连科时需要留意的。我们同样反对“汉学心态”。但我们不能把海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特别是阎连科的译介和研究都视为意识形态偏见。在学术共同体中，海外的译介与研究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因素之一。

本期孙郁先生的大作《从﹤受活﹥到﹤日熄﹥——再谈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在新文学的脉络中，关联外国文学，对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和相关创作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精彩纷呈。孙郁先生的文章，一如既往的兼具感性和知性，再次显示了他作为批评家的文体风格。海外学者陈颖的《癌症、残疾和艾滋叙事：论阎连科的疾病三部曲》，对阎连科小说中“疾病”隐喻的研究亦有参考价值。